飞速的城市发展，让旧时的风貌在悄然无声中渐渐湮灭……当我们一提起当铺，眼前便会呈现出如同影视剧一般的画面：颇大的"典当"二字由远及近，镶嵌在当铺门前的两侧，透过当铺大门，一幕黝黑发亮的高过一个人头顶的大柜台，横卧在当铺的店堂内；隔着一排竖起的铁栅栏，头戴瓜皮帽的老掌柜鼠眉贼眼的俯视打量着前来典当的客人，他的手指还不停的在算盘珠上滴滴答答的摆弄着……此景，实属一个狡诈、贪婪、唯利是图的地方。我的父辈曾数度提及憎恨这个如同"老虎口"的旧时当铺。鲁迅先生在《呐喊》所作的自序中有过常去当铺的描述："我有四年多，曾经常几乎是每天，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，年纪可是忘却了。总之是药店的柜台和我一样高，质铺的比我高一倍，我从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，在诬蔑里接了钱，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买药。"日本学者宫尾茂所作的《支那街头风俗》中在介绍到中国当铺时，也注意到店堂前七八尺高、带围板的大柜台，当客举起手还仅仅伸到距离柜台上沿一尺多远的地方。▼清末民初的当铺

　　其实，典当并非是民国旧时的专利，也不是坑蒙拐骗的店堂。典当的由来，源远流长，从南北朝算起，在中国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了。典当最早称质库，亦称质肆，后来又称长生库、解库、解当铺和解典库等等，"典当"一词的出现则在明清以后了。《大英百科全书》认为："典当业在中国二三千年前即已存在，西方则可追溯到中世纪。"所谓典当行即当铺，其经营业务就是收取衣、物、首饰等诸般实物作为质押，放款给典当人。典当人要按约定期限到当铺赎取实物并支付贷款本息，如遇逾期未来赎取者，当铺就没收其所抵押的实物，变卖以偿贷。据史料记载，典当，起初经营以寺院为多，它以济贫救难为主要目的的，属于慈善性质。穷人一时手头紧，或遇上难事，便带上家里"值钱"的东西或衣物，上寺庙典押赎点钱回来救急，等有了钱后再还给寺庙，把"值钱"的东西或衣物赎回来。后来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不断进步，典当才逐渐成为一种补充性的融资工具，形成一种专门的行业，其性质也演变为以营利为目的了。▼旧时常兴押当大招幌

　　中国史籍关于典当活动的零散记载最早见于汉代，但由于在当时并没有产生大规模、成气候的典当活动，只能认为是随机性的行为。东汉许慎在《说文解字》中释"贷"为"以物质钱"。南朝宋的范晔在《后汉书·刘虞传》中也提到过"典当胡夷"。凡此种种，说明两汉时期的社会生活中已存在着以物质钱的活动，虽然此间并未出现典当机构，但社会上的"典当"行为已逐渐活跃，并促进了中国典当行业的产生。据介绍，典当业按照资本规模大体可分为典、当、质、押、代当五个等级。以1930年江苏省的一次调查而论，资本最大者本金在50万元以上，最小的质押店，本金为数千元到一万元不等。▼民国时期通货膨胀抢购米

　　据说，老上海旧时的典当大都设在工商荟萃、人口稠密的区域。如当时的蓬莱、嵩山、老闸、新城、邑庙以及卢家湾等区域；开设典当行的商人则以徽、潮、本三帮人氏为主。所谓徽帮，指的是安徽的休宁、歙县、屯溪，包括江西婺源等地的典商，潮帮指的是广东潮阳、汕头一带的典商；本帮即指上海地区的川沙、南汇、松江以及苏州吴兴、吴县、洞庭山一带的典商。此三股人合称为三大帮。典当的房屋建筑多为高墙青瓦、宽大坚实的石库门房子。典当行的数量，据抗战前粗略的统计，共有大小典当150余家。押店，亦称押当铺；抗战前，押店大小有540余家，到1945年猛增到920家之多，其中尤以两租界为最多，约有60O家以上。据史料记载，典当行在旧上海曾经盛极一时，那高悬的当字招牌，高柜铁栏和拖腔拉调的唱货报价声，曾唤醒过一批批投机者，也吸引过一大群穷苦的人。那典当招幌曾是典商用以标示经营内容、规模和招徕顾客的特殊标志，也是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装饰。据说典当招幌是否醒目、庄重，对当铺的生意有直接的影响，因而一向为典商格外看重，并形成相应习俗。可以说，旧上海哪里有当铺，哪里就能见着大招幌。▼当铺验货

　　典当业的盛起，既给平民百姓的借贷和调剂资金带来了一定的方便，也给典当业主创造了盘剥高额利润的机会，同时还给封建政权带来了经济上、税收上的好处。为鼓励商民办典当，封建朝廷给予典当从业者各种奖掖，对有成就者还册封朝奉郎职衔。清代以后，典当业的发展可说达到鼎盛时期。到了清末，典当业还融入了官僚资本，出现了许多官商典当。如清末的两江总督曾国藩，湖广总督张之洞，都曾以大笔的资金存入典当放款收利，还在湖北，江苏等地招商开典。这样一来，典当业由于官僚资本的加入而基础更加巩固，收入急速增长，它成为清末商界两大巨擎之一。据史料介绍，民国初时，上海的典当业已是星如棋布，不论是农村乡镇，还是市区通都大邑，从租界到华埠，无处不见典当的招牌。▼泰记当铺的当票

　　应该说，典当业在历史上是一个时间跨度很长的融资行业，从古代的解百姓燃眉之急，到如今作为银行融资的补充而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，这在中国经济发展史、社会生活史中都充当了十分重要的角色。▼当铺验货

　　不过，旧时原本"上裕国富，富时取物困时典；下济民急，急时当衣缓时赎"的信条，在民国中后期给跑"偏"了。民国时期，典当生意越来越淡，恶意竞争更为激烈，当期越来越短，盘剥现象日益加剧；而造成这种混乱的局面，恰恰与当时大的政治社会经济环境，给典当业造成的宏观性风险有关。民国以后，币值越来越不稳固，各地方军阀割据势力范围内滥发纸币，国民党在其国统区内滥发纸币，特别是抗战胜利以后，1948年国民党政府的全国性通胀政策，直接导致典当行业的毁灭性打击。▼过赎期当铺出售的当物

　　这里的原因虽然居多，但民国政府放任对开办典当行的管制，也极为重要。原本需要同业担保，需要报官府申请执照；现在则没有人管了，随便谁都可以来开个当铺。其结果就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小规模典当行；业主多了，竞争也就变得激烈而无序了，这样，利率被迫压低，从而导致恶性竞争，导致众多当铺的经营歇业。▼旧时穷人典当情景

　　据有关资料显示：由于国民政府放任管理，加之不断通货膨胀，社会上便出现了大量的商行和典当串通诈骗坑人的事件发生。比如，日子难过，不少人不得不把物品送往典当铺，靠一点"当金"勉强度日的人越来越多；嗅觉灵活的商人很快便闻出了其中的"商机"：他们花几个钱，将那些当票收购过来，让此票与物主永远脱离关系，再转手出卖，不就能够大赚一笔了么！于是，一些商家上有堂堂首饰店、金器铺，下至旧货店、纸烟摊等，以至连普通住家也纷繁挂出"代客赎当"的招牌。据资料统计：那时整个上海滩，如雨后春笋般的冒出了这类"商行"竟达5800多家！至于像影视剧《大宅门》中七爷假当传家宝来骗当的事件是屡屡发生，欺诈蒙骗穷苦人家的典当行更是多如牛毛……以至于，让典当行在老百姓心中落了个坏名声。▼今日专业典当行

　　中国典当业在经历了明清两朝的繁荣兴旺之后，于清末民初逐渐衰落下来。到20世纪50年代，中国进行公私合营的改革，典当业在大陆已经销声匿迹了。20世纪80年代后期，一度消失30多年的典当业又在上海和一些大中城市中悄然复活起来，据统计，到2013年5月底，中国内地共有约7000家典当行在运行经营中；典当作为银行之外的另一种融资渠道，又成为给百姓提供快捷融资方式的服务行业。

　　黎鸣，生于五十年代后期，在虹口区原東嘉兴路石库门老宅内长大成长。在几十年的生活中，我喜于经历时代的发展和变迁，但依旧对老弄堂石库门留有浓浓的情怀，它是上海的名片，它是海派的根基，更是我依恋的港湾……闲暇之余，我努力探寻与耕耘，努力让虹口的老宅得到视觉上的享受……其作品也有在上海华夏文化创意研究中心等公众号上转载，《摩都水乡》一书也收录了我的若干文章；我为讴歌弄堂而自豪！